邓逸凡

若思

                                邓逸凡

    邓逸凡（1912—2004），家名福坤，兴宁水口镇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高级指挥员。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风浪影响，才13岁的赤脚少年邓逸凡，从1925年起便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减租减息，抗租抗税，协同刘光复赤卫军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邓逸凡1927年考入兴民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1928年被兴宁县政府通缉追捕，血雨腥风，他只得远走他乡。先在汕头、潮州藤箱手艺厂和刻印店当学徒；其后，他相继服役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教导团等部队。这既是暂时避难栖身，更是寻找时机，再进革命怀抱。
    1930年3月，六十三师奉命由广州至南雄，阻击红军。邓逸凡时任代理排长，率20余人于粤赣边界的中站街布防。次日，被红军团团包围。大家都是穷人，无奈才当兵；而邓逸凡早就盼红军到来，故不战而降。
    其时，一位红军军官——姓连的政委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工作？”答：“想当宣传员。”继问：“你会写字吗？”答：“会。”军官取纸笔，说：“你写几个字看看。”邓逸凡乘兴挥毫。兴宁客家人来自中原，传承中华文化，崇文重教，村民以读书为荣：即使是卖房子，也乐意让子弟上学。邓逸凡天性好读书，成绩优秀。他能考上当时兴宁唯一的兴民中学（现兴宁一中前身），堪称乡间秀才了！至于写几个毛笔字，更是其拿手好戏啊！他站稳马步，稍加思考，右手挥起毛笔，一挥而就。真是龙马走笔，难得的好书法。连政委大喜，因为红军正缺这样的好“秀才”！马上决定：“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后来支队政委李赐凡闻之，亦大喜，说：“你不用在连队当文书了，到支队当书记吧！”“书记”即文书，负责文字等工作也。
    红军长征时，时值党内军内左倾路线横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涉及大批无辜者蒙冤。邓逸凡因从旧军队来，加上他能读上中学，写得一手好字，莫非是“奸细”？因此被列为“审查对象”，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职务，发配到师宣传科只干军事统计工作。大丈夫能伸能屈，何况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因此他尽职尽责，规范统计表格，建立报告制度。处于草创时期的红军，谈不上什么标准化与现代化，邓逸凡的如此创举，堪称奇葩！受军团长林彪赞扬。
    邓逸凡回忆说：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掉队的、逃跑的、负伤的人员，丢失的物资，补充的弹药，都要报。比如，晚上八点到宿营地，别人睡觉你不能睡觉，你得统计实力，计算、核实。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给首长。长征时，开始一天报一次，后来五天报一次，再后来十天报一次。某日，舒同同志画了了幅宣传漫画，嘱邓逸凡刻蜡板油印。他在画上加了几笔，印出后模糊不清。舒同见之，不悦，严厉批评他：“邓逸凡同志，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邓逸凡说：“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啊！”
    长征途经云南时，邓逸凡因任统计员，需背全师的统计资料，特向某领导申请免背步枪。当时左倾严重，互相疑神疑鬼的；对“秀才”更是警惕，领导便斥之为“动摇分子”，并令特派员暗中监视。
    过金沙江后某日，某领导清点人数，看看有逃跑人员。一清点，大惊：监视邓之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而被监视者邓逸凡仍在信心百倍地负重而行，精气神十足。是啊！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烈火炼真金，他就是真正的金子啊！
    史载，中央红军长征前部队和机关人员约八万六千人，长征到达陕北只三万余人，损失近五万余人。邓逸凡将军说，其实不止这个数。以二师为例，出发时有七千人，途中合并其他部队的，俘虏的，招兵的，约补充三万多人，那时途中招兵，一招就几千人。二师总数应是三万七千余人，到了陕北只剩七百多人，损失了三万六千多人。其他红军部队也有这种情况。是啊，我们既要看到长征的伟大，又要看到长征的惨烈啊！我们怎能不缅怀那千千万万英烈……
    邓逸凡回忆长征途中印象最深的是往金沙江皎平渡口行进。邓逸凡说：“一百余里路，来回过河48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过河时以河间大卵石为蹬，跳来跳去。摔倒，爬起，爬起，摔倒，跌伤者不计其数。”来回转去48次啊，不简单！
    邓逸凡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4月于江西会昌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部任文书、书记官。同年10月任支队党委秘书。1931年3月任中央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同年11月后任第十师政治部秘书、宣传干事和政治指导员。1933年6月，被调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统计文书。1936年5月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及组织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后，先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1937年起，他在八路军115师历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教导大队教育处长。1939年起，历任115师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教导营政治委员、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41年1月任华中八路军及新四军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46年1月，出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并于1948年3月兼苏北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0月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治委员。期间，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东南、冀鲁豫地区多次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以及南下华中、东进苏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第21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峰县、朝阳集、人和圩、诸城、宿北、鲁南、南麻、临朐、益林、淮海、渡江以及解放杭州、金华、温州等战役。
1950年7月起，他历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政治顾问组组长、副团长、副总顾问，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顾问。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参加指挥边界、中游、东北、宁平、和平、奠边府等重大战役战斗。1953年9月荣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二级 军功勋章。
从越南凯旋后，1955年9月起先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1969年12月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至1975年7月改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八—勋章，1988年8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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