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权力的中心当然是天之下民之上的皇帝,身兼“天子”、“人主”两大“身份”。不过,从秦汉以降,帝王却经常大权旁落,尤其是汉朝、唐朝、明朝这些国人敬仰的“盛世”。历史学家一般讲唐朝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其实唐朝自唐玄宗以来就长期受制于宦官,这些阉人才是有实无名的“人主”,皇帝只是“前台文员”,他们才是“后台老板”。仇士良属于“三朝元老”,先后“侍奉”过唐宪宗、唐文宗、唐武宗,先后控制朝政40年,这在宦官中属于一等人才,不是明朝刘瑾、魏忠贤这些后辈可比。 843年仇士良告老还乡,在“欢送会”上对后辈宦官道出挟持天子的妙招——“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主要意思就是皇帝不能让他有闲工夫,因为有闲工夫他们就会去见士大夫,就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就会深谋远虑从而难以控制。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陪他玩耍,通过声色犬马使他们没有时间处理政务,于是大权也就落入近侍之手。仇士良控制皇帝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让皇帝“娱乐至死”从而没有时间精力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宦官就可以堵塞士大夫进谏的“言路”从而挟天子以号令天下。 如果说在帝制时代皇帝是国家主权者,“愚君政策”就可以实际上操控天下,那么共和时代民众是国家主权者,“愚民政策”就可以实际操控天下。如果说“愚君”需要通过“球猎声色”去耗尽皇帝的精力从而使皇帝不能察纳雅言,那么“愚民”只需要封锁新闻、奴化教育、鼓励娱乐就可以顺利完成。看看今天的校园与八九十年代校园相比“主流文化”不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同居”、“求包养”、“演唱会”,就知道仇士良不仅是宦官的“导师”,更是一切擅权者的“知己”。(来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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