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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 著
山脚下绿树掩映的延安保育小学。
简陋的校园、窑洞、伙房。
操场上。
几百名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列听校长吴燕生做报告。
吴燕生已近不惑之年，身着白衫蓝裤，举止文雅，他打着手势：“同学们，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共同敌人，他们不在自己的国家老老实实呆着，却像豺狼一样窜到我国，疯狂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抢我们的东西，你们说，我们该不该把他们消灭掉？”
“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同学们嘹亮的喊声划破长空。
“对，我们一定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祖国！”吴燕生校长接着说，“现在，咱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是，日本鬼子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打败的，我们的军队听毛主席的话，要打持久战。那么，我们这些娃娃，这些小学生，怎么办？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掌握本领，准备将来打走日本侵略者！”小学生队列里、八岁的刘力贞睁大眼睛望着吴燕生校长，专心地听讲……几十年后，古稀之年的刘力贞向本书作者讲述道：“吴燕生校长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和夫人任瑞以及别的老师都很爱护我们这些小学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更重要的是，很注重对我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我们常常听吴校长作报告，他那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斗志的演说，不少内容，我至今还能记得起来。那时候，抗日压倒一切，我们不仅上课受教育如此，而且吃每顿饭前，都要唱一遍‘吃饭歌’，主要歌词是，‘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加倍努力，用心学习，遵守纪律，掌握知识，准备将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每天都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歌曲，如，有一首歌里有这样两句唱词‘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空袭延安，我们学校要向安塞转移。为了照顾我们小学生，组织上安排边区中学的中学生每两人一组背一个小学生撤离。负责背我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男生。延安距安塞近百里，我想，人家背着我走这么长路能不累吗？！于是，我对那两位男生说，我已经八岁了，走路不怕累，不要背。他们说，领导让我们背你，这是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不让背，叫我们怎么交差？我说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反正我不让你们背。一个男生说，你是不是嫌我脖子上长着疥疮？我说，我不想让你们背着人走路，背着人走那不是更累吗？！二位男生这才明白了我想的是什么。他们说，你真是个好女孩。问我，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保密。因为，我听妈妈的话，从不以将军和名人的后代自居，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从而得到特殊照顾。那两位男生见我执意不让背，就各拉起我的一只手轻轻拽着，与赶路的学生队伍在尘土飞扬的山道上奔走。我的同学杨芳也有两名中学生负责行路，她与我在一起，对要背她的中学生说，刘力贞是我的妹妹，她都要自己走，我比她大，绝不要背。所以，她也是基本上走到了安塞。杨芳是我上小学最要好的同学。她也许是出于对刘志丹将军的崇敬，对我格外偏爱。我们在一块儿吃住，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夹沙包、跳方格玩耍，一块儿去河里洗澡，朝夕相处，亲如姐妹。平时，不论做什么活，她都是争着抢着干，像个姐姐照顾我，比如洗衣服、叠被子。我虽然比她小点，但有什么活，也争着做。一九三九年，我上了延安抗日将士子弟小学，我和她还是同学。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问我，上学有什么困难？我说，写字的纸不够用。林老很快找来一叠送给我，我与杨芳平分使用了。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位于桥儿沟的延安中学，杨芳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上了马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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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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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6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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