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经理――黎昔非的辉煌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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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经理――黎昔非的辉煌与无奈
　　 ――兼复黎虎教授


　　前些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读了拙作《往事如烟》之后，深加赞许与鼓励：“顷接惠赐煌煌大著《往事如烟》，真如天外来鸿，喜出望外，急切拜读……先生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力，热忱正直的人格力量，渊博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洋溢于字里行间。先生的思想感情，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熟悉的，可以说是心心相印的，因而读起来格外亲切感人。请先生接受我由衷的谢意，感谢您给我带来如此丰厚的礼物。由此我也更进一步感到兴宁真是人文荟萃之乡，其文化的底蕴与积淀是多么深厚！”读了老乡、大教授之来函，我这个在穷乡僻壤的书呆子，禁不住心潮起伏！
　　今年春，黎虎教授特赐大部头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与我，并说：“先生为兴邑才子、作家，著述丰富，故企盼先生在阅读此书之后，能够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如蒙俯允，不胜感激。其实家父曾经在宁中中学任教，与先生也算是校友。”
　　我夜以继日，急切翻阅。无论于情于理，当然要写。然而，写什么呢？从哪个角度切入呢？是泛泛而谈之应景呢，还是应针砭时弊，在历史大视野下有某种角度的“切入”，有某种人文精神的关注，有现代中国大陆文人命运的反思呢？何况，我此类文字不可能在主流报刊登出，只能自费出版，我岂能自掏腰包说假话、空话，制造文字垃圾呢？因此，不急于动笔。
　　前两天，我去拜访黎昔非老友、黎虎教授的老师、兴宁的学界名儒、五七年被“损”为当地大右派的“张罗联盟”中的罗钧才老师。我向他请教：“我看了黎虎教授的赐书及相关评论，拟写篇谈黎昔非的辉煌与无奈的文章，在其无奈上做点文章。您意如何？”想不到八十三高龄、步履蹒跚的他，连连叫“好”！并嘱我查相关资料……

　　 经得起岁月检验的辉煌
　　
黎昔非，广东兴宁市人，1930年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毕业，1931年3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生，未毕业而从1932至1937年任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其后，他基本上在家乡任教，直至文革遇难。
　　中国的上世纪30―40年代，是多难之秋。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国共的争斗与合作中，在国民党内部纷争中，在军阀逐鹿的变幻中，恰恰给了有独特人格与思想的文人某种活动的孔隙与空间。而黎虎之父黎昔非先生的人生主要辉煌，恰恰在这十年间放射出来。
他是从史学途径创新《诗经》研究的先驱者。他早在大学文史系三年级时即在《中国文学季刊》上发表《（采芑）时代的质疑》论文；其后又在《益世报》上发表《以“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论文；还有致胡适书简中的读《诗》扎记三则等。他往往通过历史上人物、事件的先后次序的严密考证，论证他人的谬误，形成让人信服的独特见解。黎昔非先生是从史学途径创新《诗经》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我认为，在国破家亡、人人自危之际，黎昔非即矢志史学；在许多文人神往“仕途经济”之时，黎昔非埋头《诗经》研究，甘守清贫。在长河大浪淘沙，“几度夕阳红”之后，岂非更具超时空之辉煌么？
　　但我认为，黎昔非在那十年内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守与捍卫，更是其辉煌中的特大辉煌！
　　在他的史学研究有可能如吴晗、罗尔纲等大师那样大有作为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山祖胡适先生慧眼识才，让黎先生任《独立评论》的经理人；而他，则全身心投入此业，被胡适誉为该刊的“看护妇”，可见其贡献之大。
　　在未详述其工作之前，我有必要讲讲自由主义思想在外国与中国的地位。自英国工业革命，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因国情与地域不同，世界潮流分两股：一股是美美道路，崇尚渐进的、实验主义的、非暴力的，通过民主、法治、宪政的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另一股是欧陆政治激情主义之路，让平等的天国通过暴力、专政，通过崇拜英雄、崇拜领袖来实现。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及百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均属于此。自由主义思想曾被冷落了相当长时间而被政治激情主义掩盖，但英美等国还是不断前行而显示其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之后，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自由主义之路，甚为行时。其要点是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则应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提倡宽容、反对专政。如今，不要说国，就拿中国大陆来说，市场大潮汹涌而至，在政治上倡导民主，依法治国，人权入宪，等等。尽管还问题多多，弊端比比，但到底“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由此可见，胡适之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喉舌《独立评论》，而黎昔非作为“看护妇”的经理，对中国的过去、当时、未来进程，都在研讨之列，意义何等的大啊！
　　再从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而言，黎昔非鼎力办好自由主义刊物，意义同样非凡。不理家国事，一心研古史，学术上闻名，平平安安养家糊口，这是一些黎先生同辈人的活法；投入政治与权力斗争。若加入强权集团则易升官发财；若投入弱势一方，如能顺利，大陆易帜后自然也是功臣与高官。当时，只有政治激情主义中的国共两方在左右中国。在此消彼长你死我活、血雨腥风却又包含个人无限机遇之际中，谁投身自由主义思想阵营，谁便是大笨蛋！
而且，两强争斗，只一小批文人夹在空隙之间，不依附任何一强，独守精神家园，这本身是十分吃力不讨好且难而艰之事，非黎昔非之书呆，不能为也！我认为，脱离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历史上的走向与地位，脱离了30年代之国情，泛泛而谈黎昔非之事《独立评论》，视野是窄小的，认识是肤浅的。只有脱离了主流思想之桎梏，才能见到黎先生永恒之亮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的胡适已倒向国民党，无中立、公正可言，因此贬损黎昔非在《独立评论》工作之价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月》时期的胡适，发起人权运动，遭国民党严厉压制。在《独立评论》时期，蒋介石屡次拉他去任高官，均被拒绝，卓然自立。而且，就大政比较，其差距仍极为明显：在对日政策上，国民党是消极抵抗而集中灭共，胡适
则只主张对日讲和，因中国贫弱而对日缺乏制服力；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国民党要武力灭共，而他主张改造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因此，胡适仍是中间派！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曾办过《努力周报》，停刊后想复刊也不可能，因为没找到黎昔非这样“合式的经理人”。在黎这“看护妇”的呵护下，《独立评论》发行全国，且远及美、日、德、法等国，比历史上的《新青年》销量还大，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通过它从社会“边沿”进入社会“中心”，成为胡适一生创办得最为成功、最为重要的刊物。
　　黎昔非的杰出表现是：一、没有他，刊物便无法创办。张太原先生说：“黎昔非是否出任经理人，直接关系着《独立评论》能否创刊。”（《<独立评论>经理其人其事》）二、胡适说：“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即“全办一切”。三、黎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让刊物高质量出版。他从1932年创刊直到1937年7月25日终刊，善始善终。四、舍身护刊。在险恶风云中，刊物屡遭劫难。第10期被北平当局查封过；第81期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扣过；陈济棠明令该刊不准入广东；1934年曾被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抓人……黎作为刊物总管，承担了重重风险，竭尽所能维护出版。直至北平沦陷，他还独自坚守岗位，办好终刊。
　　“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这是《独立评论》第1号之《引言》。在政党争斗折腾、愚弄了老百姓几乎整整20世纪之后，在我们今天开始拥抱科学、民主、宪政等普世原则之后，这，难道不是在继续响起警示钟吗？随岁月流驶，我们会越来越清楚黎昔非工作之价值。
　　我同样喜欢他主编的《昙华》。且看黎撰写的《发刊辞》的几句：
　　　　当朝阳初升时候，散在天上的几抹锦霞是鲜艳的吧？当细雨新晴，拱在　　空中的一弯彩虹是美丽的吧？然而像闪电一样，只一会儿就消灭了；小鸟儿　　婉转的歌声是悦耳的吧?梵娥琳杨柳的音调也是醉人的吧？然而像风一样，吹　　过就失踪了；什么东西都是“暂”的啊!
　　读至此，我不由心“戚戚焉”，马上去电卢斯飞教授：“作为散文高峰的朱自清的文字，也不过如此吧？黎先生的文字太美了！”当然，我在本文的重点还是谈办《昙华》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上世纪20―30年代占主流的是左翼文艺所代表的思潮。其秉承政治激情主义，强调文学的“工具论”，却往往失去了文学的自身与本质。其汗牛充栋之作，虽说在帮中共打天下建立了不朽功勋，但往往脱不了观点之片面与艺术之粗糙。作为其补充与“反动”，包括“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强调独立。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从文，与黎昔非在中国公学有师生之谊，因此，胡与沈对黎的影响是直接的。
　　《昙华》发表的作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当时中国昏天黑地、国破家亡的现实，敢于“直面”。黎昔非的小说《活财产》，直击夫权、族权、政权及战乱，揭示它们对粤东农民的残害。他的另一篇小说《南旋》，则写出了农民心头的“怨、恨、悲、愤”。该刊还有几篇小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农村贫困妇女命运。《昙华》还发表了以反抗日寇为题材的小说，高扬了抗日救亡之主旋律；还发表了一批反映青年学生生活的作品，展示人性的泯灭、统治的高压及爱国意识的弘扬……
　　我认为，黎昔非主办的《昙华》，如下三方面坚持了“独立”之本色：一、并非如左翼iO+,40y2e  

文学那样处处讲“阶级斗争”、“暴动”之属；只是以热忱、公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该刊做“时代风雨表”。可以想见，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党，在其考察民情之时，都不会排斥《昙华》之文旨。二、与那些上海亭子间“闭门造车”的“普罗作家”相比，黎这批同人正视民间表现“乡村中国”，更显其作品之真实、贴切而避免了部分革命文学的公式化及标语口号式严重的偏向。三、与左翼作品相比，因为《昙华》之“实”，更具地方特色（尤其客家特色）。

凡鸟偏从末世来
　　
这里的“末世”，是指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末世”；同时也指大陆易帜后至1976年碎“四凶”这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王朝”之“末世”也。
　　如果非国民党腐败，如果国民党能走民主政治之路，胡适们的自由主义自然前途光明。而我们的黎昔非，要么是赫赫然之思想家、文学家，或是如吴晗们的史学家。黎昔非全家何致四处逃难，躲回乡下，在教书糊口中苟延残喘呢？笔者自大学毕业后，中学任教终生，而自感平生钻研的许多学问于中学用不上；黎先生乃大方之家，可以想见，他更多的学问只能无奈地埋没在自己肚子里。
　　既然国民党天下让黎昔非一家在死亡线上挣扎，那么，**便是“救星”了！其女黎纪云曾撰文写到，母亲领着她到后山顶最高处张望，盼“红军”到来的情景：“红军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来了就好了！”
　　这种“解放”，是“多刃刀”：一、万象更新，可喜可贺；二、刚从苦难中获救的黎昔非，往往停滞于“知恩图报”而“士为知己者死”之层面，从而丧失了文人的独立思考与人格，乐意变成领袖的“驯服工具”；三、毛泽东利用其功绩与在国人中之威望，顺理成章地通过“运动”、“斗争”、“改造”，让知识分子只能成为附在其皮上之“毛”，要想“独立”，则死路一条！
　　我们的黎先生在如此“大气候”之下，只能走这条路，只能完全否定旧我，“脱胎换骨”改造。即使时而违心，也只能强作欢颜，把良知压于心底。
　　且看其1962年的《六十自寿》：“阅历春秋六十年，尚思为国效微能；夜阑犹自穷文理，只恐鲁鱼误后贤。”他自1951年初在兴宁县一中任教起，“完全”、“彻底”听党话。1959年10月即加入了中共。可以设想，如果他不是如吴晗那样，批《武训传》积极，批胡适积极，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积极，尤其是反“右派”、高举“三面红旗”拼命，骂彭德怀右倾之积极，请问，他岂能一路过关，且在最左的“火红年代”里入党，且任兴宁县人民政府委员、兴宁县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兴宁县政协委员、常委呢？尤其是五十年代后期，“运动”连连，“跃进”比比，战天斗地不断，老师没多少时间教书。黎先生于众“右派”纷
纷落难之际，他却“青云直上”，应该说，重要是在他彻底抛弃独立人格之后的“思想表现突出”，才能成为当局的一面“旗帜”。
　　我在众史料中细觅黎先生此时轨迹，发现了令人沉思之“无奈”：
　　一、被迫贬损胡适。他在1958年4月30日向中共组织写的《自传》中，竟称恩师为“战犯胡适”。据说，胡适到台湾后，对大陆文人马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并口诛笔伐，甚难理解。其实，其“战犯”乃毛泽东“钦定”，大陆文人皆骂之“战犯”，谁敢不从?
　　二、闭口不谈在《独立评论》呕心沥血工作的亮点。他在《自传》中不敢谈其“公正”一面，连反动当局的阻挠与迫害也不敢提一丝半点；却云他办刊物“追求‘名’的思想仍是很剧烈的”。
　　三、闭口不谈《昙华》。上面说过，其为很有特色的文学刊物。就政治倾向而言，揭露国民党黑暗与日军暴行，其亦可谓中共的“同盟军”，劳苦而功高吧？然而，据卢斯飞教授撰文透露，黎昔非与陈菲村、潘齐平等《昙华》同人，解放后同在兴宁县一中任教；但在批胡适反动思想时让人谈“胡”变色，结果，谁也不敢提起其峥嵘往事。
　　四、与吴晗的同样下场。大陆易帜之后，作为文人，黎与吴很是相似：在不少正直文人在“运动”、“斗争”中纷纷落马、蒙难之后，他们却全心全意“脱胎换骨”，尽力融入主流派，在“运动”中表现积极而加入了中共。对于这些自弃独立人格甘当“驯服工具”者，毛泽东本应热烈欢迎才是。然而，在深山沟里靠暴力夺城市政权者，对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有天然的鸿沟；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生怕知识者夺权，而硬把千千万万热诚拥戴自己
、从不敢对自己有二心的包括吴晗、黎昔非等知识分子硬加敌对，视为异类，而以“统治我
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全面专政”之，悲剧便产生了！事实上，黎昔非先生的悲剧并非其个人之悲剧，而是中国大陆几代知识分子之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我们与世界文明拉得更远了。
　　在十年浩劫中，黎昔非并非没抗争：一、当局“命令”他退党，他说“誓要为共产主义献身”，严辞拒绝。二、在高压下他仍求真不乱咬吴晗“三家村”，大义凛然。三、1968年冬，黎属老弱病残，本不应去“干校”劳动改造，却“榜上有名”！在黑云压城的逆境中，他对刘彦章老师傲然一笑：“小子志之，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始于何？”表现了难得的自信与无畏。然而，“螳臂”怎能档“车”？1970年，三十年代曾辉煌一时，五十年代曾“红火”宁水的他，受折磨而含冤辞世！
　　粉碎四人帮之后，黎昔非身后尚不妙：北京的大“三家村”的吴晗已平反，兴宁当局却硬顶着不予平反，反要亲属“理解群众运动”！在忍无可忍之下，其子女上书《人民日报＞并在内刊上登出，且在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作了“同意平反”批示后，兴宁当局才平反。黎昔非文革时被抄没的手稿、闻一多的书信及其他财物，一件也未归还。子女要求按政策补发被长期扣押之工资，当局竟充耳不闻，最后才“补助”了令人气愤的50元！若黎先生九泉有知，该当何思何想?
　　黎昔非的人生，是中国一代文人坎坷经历的血泪人生。他们有理想与热血，在特殊岁月里放散出辉煌。然而，在风云变幻中，他们总难逃离极权的桎梏。他们竭力融入主流派，甘愿抛弃独立人格，却仍为主流视为“异类”而“专政”之，酿成悲剧。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黎先生仍死守道德底线，不为虎作伥，这，又是其大无奈中的一大亮点。
　　我把以上意思告知罗钧才老师，并激动地说：“依愚见，黎昔非不适宜在家乡任教，应在大学工作；他不适宜留在大陆，倒不如跟胡适往海外任报人或搞文史研究。”我还说：“即使是黎先生活到现在，作为老**员的他，也不一定敢同意我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抬得那么高，对《独立评论》捧得那么高，或许还怕我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呢！”罗老前辈对我这后学小子的“偏激”之言，却是频频点头称“是”；然后，我们俩忘年文友于暮色茫茫中沉默良久……


天涯才子 2005年秋于兴宁市宁中中学

阿政哥

黎昔非老师是罗岗甘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