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和平客家人 ——沉浮舌耕之18

若思

我看和平客家人
                       
              ——沉浮舌耕之18

     我自1975年秋至1979年夏，在和平县“滚打”了五年。作为多年来喜欢研究客家现象的梅州市客家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有必要把肤浅的心得讲几句，以就教于和平县的大方之家。
     一、比其它客家人有更悠久的历史。按照多数行家的说法，客家人成为有影响、有个性民系，是在唐宋，尤其是在元、明之后。而和平客家，隔秦时南越王的佗城，近在咫尺，也是秦始皇大军南征的必经之地。虽经悠悠2000余载，至今还流传当年战事，比如，林寨曾驻扎秦军，等等。
     二、有独特的客家次方言。到过许多地方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河源市的和平话就是不同于别地，——既不同于梅州、惠州，也不同于赣南，特别“硬”，去声入声多。我认为。它受如下影响：1、受2000多年前中国北方普通话——官话的影响，也就是受秦大军的语言同化。2、受广府白话影响。3、受明清以后从梅州等外来客家话的影响。4、受不同于别地土著的本地先民的语言影响。
     三、敢于挑战神灵。我2000年出席嘉应大学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时，曾听龙川来的专家说，旧时，东江和平等地，若天旱，则抬龙王神明出巡，敬神求雨；若3天后不下，村民就抬龙王神明出来让烈日暴晒；若还不下，就把熬好的有毒草药液体倒入小河，毒死鱼虾，煮了吃；若再不雨，就到大江河，金鼓齐鸣，鞭炮震天，直捣龙廷，把抓来的大鱼——龙王臣民，在龙王庙前煮了吃，逼龙就范……这种民俗，我在其他地方没听说过。
     四、深锁大山中而形成的侠义与草寇情结。和平地处峻岭，生计艰难；在特定的危机时刻，官逼民反、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侠义情结容易滋生。小则做匪，大则是轰轰烈烈的起义。尤其是明朝震动朝野的池仲华领导的大起义，（催产了和平建县。）对此，封建统治者诬蔑其为“贼”，毛泽东的中共夸为真正的“英雄”。我认为，皆偏颇也：它是和平历史积淀的原生态，是中华文化里除暴安良的元素，又符合斯大林、毛泽东的“造反有理”。不论是草寇还是大起义，有合理一面，同时是历史的破坏，为文明社会所不取的。前些年，和平县爆出了钟某贿选县长案，轰动海内外。而全国此类事甚多，不见有多少揭露，和平人民能有黑就揭，毫不客气。我推测，这与和平人敢造反的侠义与草寇“野性”的历史积淀，可能有关系吧？
     五、服从儒家忠君、爱国的“王道”意识。不能老是造反，需要国家的统一，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需要安定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池仲华的大造反轰动赣粤两省，但是，明朝气数未尽，它的安定和有效统治，比池仲华等“绿林好汉”的“聚义”更有效。因此，王守仁的镇压、安抚和创建和平县，就被百姓拥护，并传为千古佳话。还有赫赫有名的和平子弟兵在“一二 ?九”凇扈抗战的杰出贡献，更是为和平人民争了光彩。
     六、封闭的官本位意识和有限的开放。和平县是九连山诸县的文化腹地，人才多。但和龙川、兴宁诸县比，却又落后一节。所以，和平的学校有大批龙川兴宁的外地知识分子，他们倒也受和平人欢迎。但他们本地人对外地官员，就不一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这里的主流思想是，和平不需要外来干部，和平人是和平人的天下。这在经济落后，生计门路窄的农耕社会，是必然的。所以，1970年代中期，党向民来和平整风搞出的所谓“周、刘反党集团”，我当时就不以为然的，——他们不过是官瘾重，争官做，私心重罢了。

     和平人的崇文重教、吃苦耐劳、离乡扩展、敬重祖宗、崇信风水以及恪守客家语言和民俗等特点，和其他客家人大同小异，恕不赘述。当然，时逢改革开放，观念更新，到处欣欣向荣，和平人今非昔比了。              (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