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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高涨的房价,一边是萧条的农村
——冰火两重天的近代中国
/余治国(《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而科学院2011年版作者)
晚清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各地农村的大小地主与贫富农民纷纷进城。在这一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上海、青岛、厦门、武汉等一系列“国际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逐渐“崛起”为一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与全世界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人的“乐园”,并在20世纪2、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按照时髦的经济学说法,一地的城市化率越高,经济就越发达。但在西方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如影随形,相伴相生。而在近代中国,非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却别具一格,成为极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分崩离析的标志。
近代城市化是“背井离乡”的同义词
天朝上国被西方人痛打之后,被迫与国际接轨,迅速由闭关锁国转变为完全开放的“自由国度”,对外开放一切商品和资本市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在那时尚未流行,价格才是唯一的信号。在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日趋溃败,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阶层。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成为流民,涌进城市。
当时的农民经过了满清政府多年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教育,大多都是安土重迁的良民,自然不会臭不要脸地想找官府要公平要自由。但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要不要背井离乡的逃难就由不得他们自己来决定。
比如,在苏北、皖北的淮河地区,一旦发生旱涝灾害,人们都蜂拥奔向大上海以讨口饭吃。这成为当地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习俗了,不过却也留下了“江北猪猡”的美名。中国首位留美的容闳曾这样描述到:“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容闳是个高级绅士,自然要将挨家挨户讨饭的行为文饰为古雅的“就食”。直到20世纪初,依然是“各省偏灾迭见,米价均异常腾涨,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乃聚至二十余万人。”
除了多难兴邦的自然灾害之外,战争也是促使流民大量逃进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19世纪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大为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尤其促进了上海大都市的形成。
太平天国起事后,自南向北势如破竹地相继攻占南京、杭州、常州、无锡、苏州等大清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鹿失于野,有力者居之。政府军与太平军在东南地区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长期的战争使这一地区化为废墟,荒凉不堪,一时之间变成全国最不宜居的地区之一。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城市杭州的人口从100万锐减到20万,直接返祖到南宋之前的水平。整个浙江的人口从3000万降低到不足1100万,江苏人口则从4400万减至不足2000万。而损失最为惨重的皖南地区,在“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来回扫荡中,从1200多万人口骤降到220多万。其中徽州、宁国和广德的人口数量直到今天也未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
而当时的上海因有租界而受洋人保护,于是成了民众逃难的首选之地。英国驻上海领事文极司脱在向英国政府递交的贸易报告中说,上海租界的外国居民区变成了大批无家可归的中国难民的避难城,这些难民是被迫从长江右岸广大冲击平原上的城市和乡村中逃出来的。1860年仅在上海英美法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达50万。无怪乎有后人评曰:“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
高涨的城市房价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洋商趁机在上海租界修建成千上百幢的简易木板房出租给难民来敛财。像沙逊洋行、哈同洋行这样在上海起家的著名房地产公司就发迹于此。美国学者雷麦在《外人在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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