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之魂----何鼎 - 兴宁A8 兴宁论坛兴宁新闻兴宁人的网络社区

我压根儿没想要出个人作品集子，因为我既不是名人，又不是英雄，是个平凡草民；而周围的战友、难友、文友却认为我的人生经历如此坎坷，若不把真实写出来，便愧对人生，愧对社会，愧对后辈。据此，我写下《不屈之魂》编入本书序言中，谅会在读者心湖中泛起波澜……

1930年4月我出生在兴宁市石马镇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自学成才的中医师，收入低微。经济经常闹得入不敷出；因此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肩膀上。1946年我初中毕业，家境无比拮据，为了支持弟弟读中学，我准备辍学，到山区里当小学教师。后幸得何念根老祖宗奖励资助，才使我考进东山中学，读完高中。

东山中学是叶剑英元帅就读过的红色学校。它充溢着奋进、求索、团结、民主新生气氛，我的思想很快得到熏陶，不久便加入地下学联，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八月乡村》、《大众哲学》、《列宁家书集》等一大批革命书籍，使我世界观得到质的升华，认识到唯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解放全国的伟大真理。于是我于1949年前夕参加中共粤赣湘边纵支队六团政工队。

1949年7月，胡谢匪帮窜扰石马，在群众中撒下不少反动流毒，严重影响了减租减息运动开展。时任中共兴宁县常委宣传部长姚明，派令我火速回石马区政府组建《石马民青宣传队》。我与陈子川老师星夜赶写话剧《解放前后》（新旧社会对比）。并排练歌舞活报剧《兄妹开荒》、《减租减息》、《送郎去当兵》等。在石马中学操场公演三个晚上，肃清了各种谣言，使运动继续顺利进行。

中共建政后调至兴宁文工团，后又调至兴宁文化馆，接着参加土改复查、查田定产，1955年调至中共兴宁县委生产办公室，1956年调任《兴宁报社》任记者、副刊编辑。1957年7月拙作散文《让文艺之花开遍洋里社》、新诗《青春万岁》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曾引起广大读者共鸣。

1956年，党中央发出文化大进军伟大的号召，春雷般震撼中华古老大地。知识分子雀跃，犹如插上翅膀自由高空翱翔。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纷纷组织各种文化学习小组。这时我们风华正茂，充满理想抱负。于是，我们——李理章（时任中共兴宁县委常委、合作部长）、童维标（时任兴宁县水利科长）、罗绍良（时任兴宁县农业局科级干部）、曾傅生（时任兴宁报社记者）、何鼎（时任兴宁报社记者、副刊编辑）等喜爱文学者，经过商议组织“文艺学习小组”，旨在更好学习古今名著，并结合各自作品互相传阅，提意见，借此提高个人写作水平。

不久，国际风云突然变化，匈牙利爆发政治风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条弦马上绷紧。这股疾风暴雨很快横扫中华大地。因此，我们“文艺小组”便成为兴宁政法机关锁定侦破的“猎物”。为了侦破这一案件，一网打尽，中共县委副书记、兴宁副县长、兴宁县公安局长，成立三人小组，专职秘密侦破这个案子。

为快速结束此案，可向上面邀功，他们竟肆无忌惮，违反组织原则，（组织原则规定：只许战争年代打进敌人心脏，和平年代则不允许）。暗中指派当时兴宁报社总编钟廉曾（后打成右派）、兴宁报社党小组长王竹其（后打成右倾分子），叫我伪装成对党不满分子打进他们集团去。他们告知为了打进去，我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过后不当作是我说的，不承担责任。钟、王特别强调这是“党的重大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就连爱人也不能告知，是党组织考验你最好的机会。

就这样在一天晚上，我在《兴宁报社》编辑部接受了这艰巨“光荣”的特殊任务。从此我扮演成“两重人格”，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中。请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论古谈今，如此这般从中发现他们活动的“蛛丝马迹”。

可是经过一年多与他们周旋、侦察，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反革命言行”，仅收集了他们一些牢骚怪话。我便把它写成三份材料，分别交给钟廉曾、王竹其手中，转交“三人小组”领导收阅。

我出身贫农家庭。土改时分有土地、房屋、家具等，是彻底大翻身农户。我连三青团也没有参加过的纯洁青年。我对反右没有顾虑，鸣放时说了真话写大字报，认为土改复查有些过火，把小土地出租者划上地主，并对办报方针存在问题也提了意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坚决抵制。稍有人性思维的人，请想想刚从苦难火坑中解放出来的穷孩子，得到党的恩赐，改变了人生命运，怎么会叛变阶级立场，反对共产党呢？尽管领导做爱人的思想工作，并抓我去各单位轮流批斗，口号呼得“地动山摇”，但我稳坐钓鱼船，坚守“顽固到底”……

当他们叫我打进去收集“反革命言行”的阴谋被破产后，恶心仍不死，便把反右矛头真指李理章等人。李是14岁参加地下党，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深得县委书记梁诚信任和群众拥护，梁经常带领李到全县检查工作。仍在泥陂镇政府任职的高书记，因工作不够深入，常受到梁书记批评，高则认为李在梁书记背后捣鬼，心怀嫉恨。后来梁书记调往南海，当梁提名李为县委书记后选人之一，受到高极力反对报复。

更有骇人听闻的是：李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画了一只高傲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天天向东方报晓。画内题词（大意）：你莫雄赳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待到年节一到，一刀两则，乌呼哀哉！贴在他床头壁上面，以此警示自己，不要以为参加革命早，有功劳，脱离群众犯错误，就像公鸡一样下场。然而，他们别出心裁，断章取义，竟把曾付生因反对叶塘区委书记罗佛相主观主义执拗开挖“丰产沟（死沟）”的意见时，曾气愤骂了一句：“你硬好杀的（客家人通常骂人口头禅），将李的画与曾骂人的话编串一起，被判成“反革命集团谋杀干部”，真是天下千古大冤案谎言。

《兴宁报社》原是中共兴宁县委机关主办的党报，为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推动完成政府中心任务，起到积极作用。其中“读者来信”专栏，是读者喜爱读的园地，从读者多次来信中，揭发批评兴宁公安局长×××后，他弃旧喜新，与一位农村知青姑娘结婚后，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公然在单位过夫妻生活，知法犯法，并不执行精简机构，将新欢继续留在单位，享受花好月圆之夜。反映强烈。经汇报粟书记立即指示我们写稿批评，以此加强教育干部守法执法观念。我和主编把稿写好送给粟书记审阅发表，粟书记则说，他已来这里做了自我检查，暂不发表。然而这“内消”被他获悉后，极端仇视我们，遇见我们不再打招呼，我们也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不久派来一个亲信来报社，做暗探监视我们一切行动。因其能力低下，很快把他“轰”走。但后来报社遭殃，把主要骨干全部被打倒。

时任兴宁县水利科长童维标，为人刚直，工作能力强。一次他带领民工到坭陂区搞水利工作，高书记因没有征求童意见，把童的人马调去干别的工作，童批评了他，他便到梁书记那里告状制造矛盾，以此结下私仇。

镜子光照别人，不照自己的牟副县长，其单位干部对他意见颇大，但敢怒不敢言。报社记者了解此题材后，画了一幅讽刺漫画：太阳已从窗台高高掛起，他才懒洋洋打着呵欠从床上爬起，伸腰挺胸，吐故纳新。他看后“怒发冲冠”寻找那个记者三天之久，仍不罢休。

这时正是炎炎酷夏。“知了”以哀鸣迎接我，更增添了我惆怅烦躁之感。但我抬头一览，四面青山绿水环抱，空气新鲜，又顿觉是“思想改造”的好地方。妻子仍对我没有失望，还带着东西来见我，鼓励我只要你改造好到什么地方都跟你去，一股已冷却爱意又沸腾起来涌上心头。我决心积极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

干了十来天上山种柑和担水的重劳动，累得腰酸腿痛站不起来，企盼能休息一天多好。一天我一起床，管教队长通知我，吃过早饭后去一下合水水库总部。我想准是叫我去写宣传广告，多美的差事，还可养精蓄锐。

我揣着喜悦跨进水库总部办公室时，一股无比严肃窒息的气氛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反应是凶多吉少。见面的二个都是我不认识的陌生干部（后听说矮胖黑脸的是兴宁县公安局副局长，操一口北方普通话的是兴宁县检察院干部）。他们满脸杀气腾腾，好似钦差大臣。

“已交代清楚了。”我接上话题，把当时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公安局长叫我如何伪装成不满分子打进他们集团去的经过情况再重述一遍。他们未听完，就不耐烦打断说：“组织已知道了，不要再说，现在要你交代的就是新问题。”

就这样，他们说有，逼我交代；我说没有，抵制，双方一直僵持着。最后那个公安局的王审讯员，叫我站立反省交代。由上午10时至下午6时，夕阳将沉落的黄昏。那时正是炎炎夏日，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逼得我将要昏厥倒下。

“砰！砰！砰！”一声声震响，他们把全部窗门严实紧关上，灯光微弱如阎王殿，一片恐怖。那个公安审讯员怒目凶神，跨上我面前，抓住我领口，卡住脖子，从裤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对准我脑门，恶狠狠地说：“你如果老实交代，就宽大处理；若继续顽抗不交代，今晚就把你枪毙，送上西天……”。

这样被逼得死去活来。为了躲过“鬼门关”，我只好违心伪造口供：乱说什么我们在祖国看不到前途，不如偷渡到印度尼西亚办《同人报》。李理章任主编，童维标任编辑，罗绍良、曾傅生、何鼎任记者。路费已存放在银行，时机一成熟，马上动身……。

可知道否？昧着良知的“左爷们”，施用如此狠毒手段制造冤案，整错了多少忧国忧民真正的共产党人？划错了多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破灭了多少幸福家庭，将人民带至何地，把祖国推向何方？……

当我与老犯人相见时，他们用诧异的眼光看我。中间一个年长老犯问道：“我们好似面熟，你是否报社记者？到了这里，要放下架子，同样要倒大小便桶的！”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回答，一个年青粗壮犯人马上伸出拳头将我打翻在地，众犯人哄然大笑。

我受到极大凌辱，企图爬起反击；但见他们如虎似狼，只得收回反击。夜已降临，犯人组长安排我在小角落里。我小心翼翼放好生活用品，便躺下疲倦身躯睡觉，一夜做了三个恶梦。醒来一身冷汗湿透了内衣……

奇怪的是，今天王审讯员一反常态，表现得那么温和慈善，满脸笑成一朵花。他大力表扬我现在能认罪，开始交代问题了，但昨天交代的仅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没交代出来。我没听完就站起，严词反供，我说昨天的是你们用手枪威逼我交出来的假口供。我是有良知的革命者，万万不能陷害同志，要打要杀由你们选择吧？接着“嚓！嚓！嚓！”他用鸡毛扫打过来，扭住我跪下。我反抗不跪，坐在地上，最后他拿着审讯记录本悻悻离去……

一天秋阳灿烂的中午，犯人放风活动时，忽见那个王审讯员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刻怒火高万丈，愤慨如火山喷发，不顾生命危险，我冲上去，真想一口把他吃掉，以解冤屈之恨。管教队长拉回我，我却指着姓王的大骂：“你是制造冤案的凶手，终有一天会受到法律惩处”。众犯人看见此情此景，不禁唏嘘惊愕。

我触犯了看守所的“天皇法规”，加上学习时在报纸上写了“树正不怕月影斜”。这样也构成严重“反改造分子”，被管教员带上三十多斤重的脚镣，并罚我没饭吃，以警示教育众犯人。但受迫害的烈火怎能熄灭？在仓内我以歌唱愤世歌曲《夜半歌声》、《贝加尔湖我的母亲》，以表达内心“不服”与“抗争”。

他们为获取假冤案的“成立”，必须牺牲我，因此便另派新审讯员对我审讯。他们提出不再反供，继续交代新问题，则不给你处分，不带到你爱人学校批斗，重回报社工作的引诱伎俩，我傲然拒绝。

这样，审讯中断了，一月、二月、三月杳无音讯。此间我写了我多次申诉书，提出：（1）、我交代的假口供，与李理章等成员在法庭上面当面对证；如果能对上，马上枪毙我。（2）、我在各报章发表过的诗文那篇是反动的？（3）、以组织名义写信给我大姐，调查是否我们要到印尼办《同人报》。（4）、请回答所谓“反革命集团”，其反动纲领在那里？于何时、何地、何内容策划过“反革命行动”？但申诉书石沉大海，永远得不到回复。

果然二个审讯员快步进来，严肃宣读了我的判决书，叫我签字打手印。我抗签，义愤填膺说：“这是伪造假口供，如果签了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天地也将会为我哭泣申冤……”说罢，把判决书掷落在地。一个审判员看我这么“嚣张”，“反动”，他摸摸屁股裤袋内手枪，企图威慑我。我却拉开衣襟放声说：“动手吧，你们制造冤案杀死我后，我会到马克思那里控告，你们将会受到更悲惨的下场。告诉你们，受冤屈的革命者，是不怕死的，早已将死置之度外……

然而，在真理被践踏，是非被颠倒的年代里，那里有申辩说理的地方，一切都徒劳。最后还是以我伪造假口供为“事实”依据，以组织文艺学习小组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叛国投敌”等罪名，分别判决：李理章无期徒刑，罗绍良无期徒刑，童维标有期徒刑14年，曾傅生有期徒刑12年，何鼎有期徒刑8年。

谢谢富有菩萨心的邓股长（至今还怀念他），见我身体孱弱不堪，就安排我到监狱第一生产队搞宣传。每天写写犯人劳动生产报导，或帮画小广告。生活过得好些，身体逐渐恢复。

我的生活接触圈子也逐渐扩大，与老乡犯人、不认罪犯人拉家常、谈冤情、写申诉书。不久便被犯人检举，说我在犯人中喊冤，散播不认罪言行，于是把我评划为“反改造分子”。

“反改造分子”是犯人群体中重点改造对象，一经发现有不认罪违反改造言行，就马上“集训”，开展互相揭露批斗，直到认罪为止。遇有枪毙犯人的宣判大会，便将反改造分子押上刑场，跪在前排，亲睹死尸真面目，冠之曰：“陪尸改造”！

但是，最难躲过的却是一年一度的认罪关。所谓认罪关，就是以大组为单位，集中一起，每人轮流向政府交代犯罪事实，认识到政府对自己的犯罪判决罪有应得，必须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如果不认罪，犯人便蜂拥而上，把你打得头破血流！尤其有部分别有用心的犯人，为了骗取政府减刑，提前释放，记功等“奖励”，装成靠拢政府的积极改造分子，身上带上各种小凶具，一声呼啸冲杀上去，把不认罪犯人，打得叫天呼地，死去活来……

难忘的1965年。我由英德美村茶场调往英德茶场10队。时值三九严寒天，这里正在开展冬训犯人学习认罪关。那天我有充分准备，静坐在会场左侧，等待斗争。当轮流到我交代犯罪事实经过时，我站起理直气壮地说：“我没罪，没法交代。”声音未落，众犯人咆哮地怒喊：“不认罪，批斗他，打死他！”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我霎时跳出场外，快速抓起早已准备好的木板凳，高高举起晃动，如狮呼喊：“你们快上来，告诉你们，我已是无家可归的亡命之徒，给我打死一个拉平，打死二个赚一个，不怕死的请上来！”众犯人见我魁梧彪形大汉（那时我长胖140斤），满脸凶弑毕露，个个愣住不敢上来。他们面面相觑，呼喊几个口号后，大会即停下，我终于闯过了这吃人不见血的“阎王关”。

意想不到会后，我不认罪行为引起余队长的关注，他叫我去谈话，严厉批评我要打人错误后，交代我写申诉书，代我转给上级法院复查。最后余队长决定，我的认罪关，今后不用在犯人中交代，到队长那里交代。这样为我回避了“不认罪”被批、斗、打的难关。

黄叶飞舞的1968年仲秋，也许外面形势又发生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变化，犯人们又在不断传言新消息。一夜之间，便押送部分犯人在广州黄岗集合。等待犯人集齐后，说是押至大西北青海农场改造。令人疑惑的是，犯人一见面个个神色阴黯，心中忐忑不安……据说青海是酷寒杀人的地方，冷得刚拉出的尿马上结冰，硬梆梆的，必须用木棒使劲敲打才会掉下来。我不禁吟起：“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据说吃的是青稞和马铃薯。广东犯人吃不下粗粮，常常饿着肚子干活。1956年去的广东犯人死掉不少。因此许多犯人，认为不是改造，而是去送死。

有的哭泣，有的装疯狂笑，有的祈祷。众犯人都想逃跑活命，然而，轰隆隆的囚车，四面钢窗门严锁，武装如林，日夜巡逻。你往何处跑？众犯人只好带着破残的狗命活下去。我呢，更无其他活路，唯有跟着他们苟延残喘慢慢熬下去。

夜幕静悄悄地从钢窗口爬进囚车内，一阵阵撕裂面庞的西北风在窗外呼啸，轰隆巨响划破大草原谧寂的夜晚。车厢内，横七竖八的囚犯身躯绻缩在一起，鼾声一个接着一个响彻夜空，汇成一股股巨浪，编织着囚犯未来各种各样不祥的恶梦……

日夜兼程，走完38小时，终在晨雪洒满草原大地时到达目的地——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我一下车，只见一辆辆囚车排列在广场上，武警目不转睛，看管着密密麻麻走动的囚犯。听说这次押送来的犯人，是从全国大城市来的，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政治犯，其中有科学家、专家、教授、作家、高级编辑、记者等，连李理章也押送来了……

远古青海高原，白雪皑皑，刀风刺骨。这里原是古代各个封建王朝、军阀、部落之间互相刺杀的战场，是历代王朝放逐“囚犯”的地方。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写下流传悠久的诗句：

令人难于置信，历史已翻过几千年了，而今这里气候还是那么酷寒。最令人骇怕的是，3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严重缺氧，一般正常人走起来大腿都无法拉动，走一步，停一步，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必须经过长期艰苦锻炼才能慢慢适应。恶劣气候变化更是罕见，一天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时而春风抚脸，阳光灿烂；时而夏日炎炎，汗流侠背；时而秋色如金，万里碧空；时而冬寒刺骨，狂风大作，泥沙滚滚，把美丽的大草原捣得稀巴烂。为防止泥沙吹打，劳动时必须戴上口罩和眼镜，头部还包扎起来，活象印度人。

对广东犯人来说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有不少犯人企图逃跑另找活路；但是，高耸的皑皑白雪笼罩的祈连山日夜守卫着，要是犯人冒死逃跑此处安身，将会被一群龇牙咧嘴的野狼当作美餐！众犯人只好望山兴叹，听天由命。

如此酷恶的环境，没有使我屈服、倒下。在善恶斗争中，我锤炼得更坚强，生命之火燃烧得更炽烈。我深刻认识到对生死抉择，必须为正义而生，为正义而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死观。于是我调动生命一切积极元素，撕杀出一条血路：抗霜雪，迎风雨，干苦力，练身骨，为正义，战暴戾，忍冤辱，盼未来。

从南方押至北方，好似走到另一个世界。一切感到陌生，无法适应。使我思乡之情更浓郁起来。这里吃的是小麦、青稞、大白菜、土豆（马铃薯）；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土炕，劳动一把铲。没有洗澡池，每天劳动回来每人仅打一面盆热水擦身，文化生活更谈不上，星期天最好的享受，就是睡大觉恢复疲劳、侈谈美食满足“空口福”、讲淫荡故事，如小市场，热闹非凡。

我对这样的生活强烈恶心。每天劳动之余，我躺在炕上，静静地伴读着《普希金诗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从中寻找我的快乐，寻找我失去的青春，找回我毁灭的理想……

人总是从艰苦环境中熬炼出来的。我经过几个月劳动锻炼后，已慢慢适应。不久把我调去德令哈四大队养猪场，负责拉冰块化水煮猪饲料。这活看起来是轻活，干起来却是重活，特别是严冬风雪交加，我每天蒙蒙亮起床，空着肚子，穿上皮大衣、毡帽、毡鞋推着板车到冰场上。我脱掉皮大衣，迎着呼拉呼拉的西北风，抡起十多斤重的十字镐，使劲把一块块冰块打好，然后将50至70斤重冰块装上车。装车最容易出事故，有一次装车时，忽然一阵强劲风雪吹过来，将我眼睛蒙住，毡鞋一打滑，把70多斤重的冰块滑下，打断了我右手大拇指。鲜血直流，剧痛如刀刈。经过半个多月医治。由于石膏定位没有固定好，大拇指仍留下弯曲痕迹。

曾几何时，他们“妄图”押放我去荒漠高寒地带干苦活而埋葬我的生命，使冤案永世无法“翻身”。可我的生命之神傲然挺立迎战，在霜雪中，在风雨中，在烈日中，在重活中，百炼成钢，终获得累累成果——原来我30斤也挑不起的文弱书生，已炼成能扛起150斤麻包装车；本来是见马如怕虎的我，学会赶马车，跟着西北汉子一起，在阡陌交错的马路上，拉送粮食、种子、肥料，为增产添劲。严寒冬日，我便赶马车上山拉柴火，驾赶着大红马，翻越山峦峭壁和绵延的小山径，拉回一车车柴火给队部供同人取暖。为养活全家人，打垅埂（打田埂）、平地等，光着膀子，顶着凛列的西北风苦战。终已炼成一个铜皮铁骨，面庞黝黑透红的西北强壮汉子。终于，他们“计谋”不揭而自破，是天理也。

1972年，我被调至青海水利队劳改场，又安排我搞黑板报等宣传工作。有一次换黑板报新内容，为回避被同犯人抓纰漏受斗争，我小心谨慎将《人民日报》画稿原原本本临摹。一幅是毛主席炭画像，二幅是黑人拿枪杆造反，三幅是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印。这三幅画得特别好，换内容时我舍不得烧掉，拿回房里挂在壁上，把它挂成：毛主席挂中间，黑人造反挂右边，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印挂左边，以作观赏。

几个月过去平安无事，想不到一天卢管教找我谈话，直接了当指出我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尽管我反复说明这样挂纯粹为了观赏，别无反动思想指导和恶意攻击毛主席。卢管教坚持要我坦白交代“造毛主席反”的反动根子，我坚决抵制，说没有反动思想根子。

于是，卢管教召开全体犯人批斗大会。打倒我的口号声响彻会场，逼我跪下交代，我还是抵制。斗争逐步升级，每晚各小组轮流批斗至深夜，使用疲劳战术，我无奈只好违心交代：“我是穷孩子，毛主席却把我捉来劳改，埋葬了我可贵的青春年华，我憎恨他，故意这样挂，以发泄对老人家的愤恨。”这样才闯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大动难。

可有谁知道，连续几晚我却做了被押赴刑场执行枪毙的悲惨恶梦——大西北的一个夏夜，寒气仍袭人。我正脱衣睡觉，猝然二个武警闯进来将我铐上手铐，急促把我押解到荒漠草原上，猛按我跪下，“哈！哈！哈！”把枪推上子弹，枪声响彻夜空，我立时倒下，顿觉浑身流淌着鲜血染红了内衣，精神已彻底崩溃而死去……时过十多分钟，才慢慢苏醒过来，回头用手摸摸背后内衣还完好时，才顿悟是一场残酷的假枪毙恶梦。

剥去外衣，暴露无遗。我已于1966年刑满就业，我因死不认罪，政治仍受管制。两年后1968年我请假回家探亲时，在我大姐（此时她已回祖国安居）家里见到我们冤案的见证人王竹其。我俩深入交谈后，王才知道我们案是逼供打成的大冤案，他深表同情与愤慨，于是，于1968年他在兴宁县合水水库干部学习大会上以证人身份无情揭开了“三人小组领导”利用掌握整风反右特权，进行打击陷害同志的真面目，把组织正确的文艺学习小组，屈打成是反革命文艺学习小组大冤案，判刑入狱，毁灭终身。听后与会者心中哗然，震惊不已。这仿佛是一股浩荡春风掠过冬日大地，万物萌生。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干扰延续，冤案仍沉没大海呻吟……

1990年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编著有《何南凤神传》；主编作品《劲松苍苍》、《何科明文集》、《山间笛歌》、《足韻》、《野草》、《不灭的烛光》、《生命的希望之神》、《刚夫诗集》、《韩江狂澜》、《人生留影》、《前夜集》等10多部。2005年12月，中共兴宁市委老干局、兴宁市文化局、兴宁市文联联合举办《兴宁市离退休干部何鼎、王镜芳书画展》。观者如潮，得到社会认可。不少作品在各报刊上发表，或被收藏。

我则谢谢马克思给我丰厚的恩赐，帮我营造了一个温馨幸福的新港湾，又特别补偿了我的寿年。现在84高龄了，身体仍很硬朗，精神矍烁，耳聪目明，健步四里，喜文爱画，每天执笔沷墨抒怀，画得痴迷陶醉，其乐融融也。

末了，亲爱的读者，我的人生坎坷经历，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但是仍不疏通让它自由流淌，灾难必将再会波及大河、大海……血泪的岁月，重回人间。祖国、人民必须警惕呵！我们应牢记前车之鉴，记取历史惨痛教训，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改革，惩治贪污腐败，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华伟大壮丽的复兴之路”而不懈奋斗！

这次出版的小集子，是充分利用离休后夕阳之光创作的，除一部分是2005年展出作品外，大部分是后来抒怀寄情祖国江山而作。作品还很不成熟，敬请行家指教提高。待至我九十华诞大寿时，再次举办“九十壮年书画展”——为中国梦想添劲，为祖国富强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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